高利贷是旧社会地主、资本家一种残酷剥削农民和工人的手段。近期，高利贷在我国农村死灰复燃，暗流涌动。高利贷的盛行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时下民间借贷平均借贷利率高达10％，明知高利贷是个火坑，为何那么多人要招惹“黄世仁”？

私放高利贷者比黄世仁还毒

　　福建省莆田市南日镇有个沙洋村，村中有个名叫杨仲新的知名人物，截至2001年初，他已私放高利贷近140万元。沙洋村村民杨九继向杨仲新借了3000元，谁知到了5年后，就变成欠他30000元了。“5年时间债务为本金的10倍，比黄世仁还毒啊！”杨九继的母亲说。从1998年至今，杨九继夫妇没钱还，就连大年三十也在外地躲债。活脱脱一个苦命的杨白劳。

　　3000元欠款是如何在5年间翻成30000元的呢？据调查，杨仲新收取的利率高出银行许多，月息最高达4．75％。他的计息方式很特别，每3个月结算一次，每计一次息还要收取5元“手续费”。最可怕的是，他每次都把利息连同“手续费”一起转为本金，息生息，利滚利：一个新型的“恶霸地主”。

　　由于杨仲新经常上门逼债，南日镇后叶村、沙洋村、浮叶村有5户村民不得不远走他乡。欠债人虽然跑了，但杨仲新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威胁要扣押东西，甚至动手抢欠债人的孩子来顶债。

　　贵州省思南县就是一个高利贷盛行区域。农民安天明（化名）为送儿子上大学，向当地放高利贷的张某以7％的利息借了5000元，原本打算等儿子大学毕业挣钱还，可儿子刚毕业不久就出了事故，双腿致残，根本无力偿还。农民张心伦（化名）的父亲生前向当地某机关干部借高利贷，连本带利达6000多元，直到临终都没有还清。作为儿子，张心伦只能慢慢还并继续借。张心伦说：“买肥购种子样样都要钱，而信用社又贷不到款，借高利贷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农村借高利贷的人大多是为了应急，一般预计一两个月就还。但天有不测风云，一些人计划中的资金没能到位，导致无法按时还贷，眼看着债务迅速翻番。债务人一旦还不起高利贷，就会面临各种威胁。有些债务人因还不起债而被迫自杀，甚至连累全家。也有的为了还债铤而走险，走向犯罪道路。

　　另据有关资料表明，在全国各地农村高利贷比比皆是。江西省万年县民间借贷活动也十分盛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县农村参与民间借贷的群众约5万多人，民间借贷总额为6000万元左右。一些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所得，连所欠债务都无法还清，陷入了“越借越穷，越穷越借”的怪圈。

明知是火坑为何还往里面跳

　　农民借高利贷的用途可能是多方面的，同时存在正当用途和非正当用途，但正当用途占绝大多数。农民劳作一年所得很有限，除了天灾人祸、孩子上学等需要应急外，缺乏进一步发展生产所需的资金。

　　一些农民为了摆脱贫困，就从民间借高利贷发展三产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由于经营不善导致亏损，所借高利贷便无法偿还。而另一种极端情况就是农民借高利贷用作日常消费，所借高利贷就更无法还了。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温铁军在对15个省40多个村的借贷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民间高利息借贷发生的频率是85％。农民高利借贷中33．8％是生活性借贷；另外29％是必须支付给教育、医疗等部门的费用；只有11％用于农业生产。农民从正规渠道贷款为何那么难呢？

　　近年来，四大商业银行纷纷撤并县及县以下的农村机构、网点，导致农村金融缺位。而作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农村信用社，因经营机制不灵活、运作欠规范，大大制约了自身对农村经济生活支持作用的发挥，造成农村资金供求不平衡，加之农户贷款的高风险、低收益，更让农村信用社现阶段不太愿意贷款给农民。这必然助长民间高利贷的气焰。农民张心伦说：“从信用社贷款，要办理抵押，不仅环节多、手续繁，而且费用大，需要去公证部门公证，登记费、鉴证费、评估费等等各种各样的中介费用相加，贷款利率就与民间借钱相差无几了。如果能从信用社贷款，我何苦找‘黄世仁’呢？”

　　作为联系农业和金融业的纽带的农村信用社，它的工作似乎偏离了“支持三农，服务三农”的出发点，帮了“黄世仁”的大忙。

专家呼吁：资本向农村倾斜

　　目前，造成农村高利贷盛行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个别的农村基层信用社的行为不规范，个别信用社将大部分农业贷款挪作它用，挤占了春耕贷款规模，农民不得不借高利贷备耕。

　　高利贷不仅无法维持小农经济简单再生产的链条，而且对农村社会有极大的破坏性，产生诸多的社会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农村资本市场暗流涌动，而作为资本市场主力军的银行贷款却投入农村较少，这种局面若不扭转，将严重损害农村经济。

　　茅于轼说，中国是个高储蓄率国家，年收入的35％都用于储蓄，但资金利用率相当低，银行贷款却只有6％，而且还借不出去，农村高利贷达30％至50％，两者之间严重失衡。因此，茅于轼希望改革中国的资本市场，使资本能向农村市场倾斜，并将部分资本用于教育方面，做农业发展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