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尽管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十九世纪就已经产生，并且新中国成立后也未停止过，但是，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潮却与以往任何时期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生的主要原因不同；呈现的时代特征不同；对农民自身发展和完善的作用不同。这种流动带给农业和农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产生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发达的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巨大的社会进步和社会变迁，带给中国农村的根本性变化是在稳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同时，加速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流动。所以，正确认识新时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的时代意义及特征，为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正确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提供可行性理论参考，已是时代赋予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回顾中国历史，农村劳动力流动早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十九世纪就已经产生。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保守、封闭和落后的传统农业国，所以，这种流动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人地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即：“一方面从需求角度讲，由于人口的高速度增长，导致了对最基本生活消费品（粮食）需求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从供给角度来看，由于粗放发展资源（可耕地）的逐渐枯竭，又由于集约经营所必需的土地资本严重缺乏，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边际效率和机会成本都急剧下降。”于是，农村劳动力出现季节性过剩和长期性过剩，他们无业可从，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大量流徙。尤其在“关东已无‘金’可淘，华南也人口稠密，西北受到交通运输条件限制，而且更为重要的约束在于严重缺乏水资源”这样一个整个社会失去了内部调节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大批劳动力流向海外，形成了19世纪华工出国潮。

　　然而，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而掀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热潮，其产生的原因却与以往不同。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与其他资源一样，自由有序的流动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来自于：首先，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市场经济是在由各种市场构成的市场体系中运行的，而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劳动力市场运行角度看，劳动力流动是一种机制，它可以纠正地区间就业不平衡，可以减少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与经济结构相联系的失业问题，使劳动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劳动力流动实质是劳动力的选择行为，流动目的在于选择更好的职位，追求更高的收入。新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质同样是超过农业需要的劳动力，通过流动进入劳动力市场，谋求高于农业收入的职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其次，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解放了被束缚的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农村内部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得以从农业部门分化出来获得重新配置的机会。另一方面，使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开始松动，各种制约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逐渐弱化，使农民获得了对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从而为农村劳动力进行“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可能；又次，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突破了劳动力配置的城乡分割模式，使企业获得了招工、用工、工资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提供了制度方面的条件；再次，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要求产业结构优化，要求能够满足人们发展和享受需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巨大的就业空间；最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农村劳动力观念的全面更新，培养了他们求新、求强、敢于实践的主体意识，勇于承担风险的意识，增强了时间观念、竞争观念，从而为他们勇敢地走出家门“闯世界”，增强了胆识和力量。

　　农村人口流动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客观要求。1987年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战略设想，指出了“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跨世纪发展战略。实现这一发展战略，在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则是基本实现工业化。所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实现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的60％多在农村，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客观上必然要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向城镇有序流动。原因在于：首先，我们所要实现的工业化不仅仅是工业部门的工业化，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是指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其深刻变革的过程。就物质生产领域而言，工业化包括工业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而农业的工业化同样是用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过程，是集约经营代替粗放经营的过程，是规模经济代替分散的小农经济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的社会后果是，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逐渐提高，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被采用，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使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去；其次，农业的工业化是从乡镇企业的产生起步的，并且又以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为依托。乡镇企业发展才能改变农村“以粮为纲”的经济发展格局，彻底打破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给农村注入现代生产要素和新的活力，使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的流动提供了条件，即不仅在直接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它所带动的为其配套服务的部门（如：金融、信息、科技）的发展又吸纳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再次，工业化的过程，是三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将会得到迅速发展。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无论在国民财富价值量的增长上，还是在实物量的增加上，其作用越来越大。而有些服务性劳动，可以不受空间地域的限制，可以依靠个体力量进行，并且既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又不需要巨额资金，所以，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证。工业化必然推进城市化。“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工业是主导，工业的聚集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推进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这种推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其一，工业化过程中，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的普及，水平的提高及其所带来的装备工业的发展不仅会使城市人口急剧上升，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而且使城市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使城市工业生产专业化、协作化成为可能，从而推进城市化发展，使城市建设质量和综合效益不断提高；其二，工业化过程中的工业结构的优化，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带来人口聚集、建筑聚集、商业聚集，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加大，其必然带动城市的发展；其三，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对生产者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而且为生产者素质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为城市文明建设提供了保证。所以说，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伴相随，互为促进的，工业化推进城市化，城市化保证工业化。

　　一般而言，城市化是城市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特征不断增强的过程，是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和必然结果。而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城市化通常是指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并且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它使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地进行空间上的聚集而逐渐转化为城市的经济要素。所以，城市化的推进不仅需要农村提供充足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提供城市规模扩大和现代交通发展的土地，更需求通过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为城市建设提供量足质高的建设者。例如：现代化城市的建立，在考虑了它的地域条件、人文环境等因素后，首要的任务是进行包括道路、桥梁、工厂、商店、公共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大量劳动力绝大部分来源于农村。这一点早已被江浙地区的广大“建筑农民”的工作实践所证明；再如，我国在历史上已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及二元城乡结构，决定了我国城市化推进只能走农村城市化之路。充分发挥农村小城镇在城乡社会经济中的特殊作用，按照区域城镇体系建设要求，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和协调乡城经济出发，通过有重点地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有序地聚集乡镇工业和第三产业，提高小城镇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效益，从而为国家和区域的高质量城镇体系打了坚实的基础。而小城镇建设，客观上就要求农村劳动力不但要向二、三产业流动，并且要向小城镇集中。所以，将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肩负着城镇合理布局、工业和经济聚集，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文化、科技、教育发展，居住环境不断优化和道德水准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逐渐向大城市靠拢，逐渐缩小与其差别的历史重任。

　　二、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后，在广大农村掀起的劳动力流动热潮所显示出的时代特征是：第一，从流动行为产生的客观条件看，它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客观要求，又是其必要保证。所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同步的。从流动行为的主观条件看，它是流动者的主观能动行为。即不是广大农民无以为生后的被迫背井离乡，而是他们追求美好生活，改变生存和发展方式的自主选择，这种流动不是流动者只是为寻得一块立足之地，重新再恢复旧生活方式的流动，而是流动者追求和实现新生活方式的创新行为，所以说，这种流动是广大农民主体意识和追求全面发展意识增强的必然结果；第二，流动是通过市场机制完成的。它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职业间、产业间、地区间的有序运动。所以，它还包括迁徙的含义，即由农民变为工人、商人的同时，农村人也变为城镇或城市人。不过，由于其流动速度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城市化发展水平、农村劳动力素质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所以，这种流动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渐进过程，必须分步完成：首先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二、三产业流动，实现职业的转变；然后由农村流入城镇和城市，实现身份的转变；第三，它的流动方向是多元的。既然劳动力的流动是广大农民的主观能动行为，并且是在市场机制下进行的，那么，这种流动就必然是多方向的。即在存在城乡差别和从事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的经济收入存在差异时，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流动；如果城市就业环境恶化，就业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优质劳动力需求增加，且农业收入有所增加，那么，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同样是通过市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内容。第四，流动的区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东南沿海地区经济优先发展战略，从而加快了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并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于是，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入，缓解了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劳动力总量性和结构性不足，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和全国劳动力的流入，对劳动力的需求已处饱和状态，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无论是国家政府的优惠政策，还是地方政府的重视，都使企业和个人在西部地区创业的成功率较之其他地区高，于是，就使农村劳动力流动区域扩大，既向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也向西部地区流动。随着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劳务合作的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还将呈现国际化趋势；第五、农村劳动力流动群体结构更趋合理化。由于受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影响以及个人的身体状况，包括观念和周围环境的制约，直至上个世纪末，流出的农村劳动力的群体特征仍然是：以壮年为主，以男性为主，以受教育年限较高为主，以未婚者为主。这种群体特征的劳动力流动尽管符合人力资本投资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但是，它却缺乏经济上的合理性，即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除少数特殊行业外，劳动力的流动不应更多地受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限制。而21世纪以来，随着农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以服务性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动群体由年龄、性别、婚姻等因素为特征的群体结构将进一步合理化。如有调查资料证实：北京、无锡、珠海等地，由于城市中商业、服务业等适合女性就业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迅速，女性在劳动力的流动人口中已经占了很大比重，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们可以预计，21世纪，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会使在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口中，女性的比例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男性。并且，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意识的增强，举家流动的情况将更为普遍。

　　正是由于新时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以往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所以，这种流动对广大农民的自身发展和完善具有极其重大影响：第一，通过流动，扩大了广大农民的生活空间，开阔了视野，为新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广大农民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性自我循环和自我发展状态中走出来融入城市或城镇以后，迎入眼帘的是现代城镇文明，走进的是高密度、多元异质人群，伴随生活的是发达的科技、便捷的交通、丰富多彩的文化，这一切带给广大农民的是一种全新的感觉，这种全新感觉必然促使广大农民生成全新的生存观念、生存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生价值观。第二，通过流动，不但丰富了广大农民社会阅历，而且通过现代城镇及工业文明的熏陶加速了广大农民观念的现代化。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在当今中国，要实现人的全面现代化重在实现广大农民观念的现代化。而这种观念现代化实现的重要途径就是劳动力的有序流动。第三，通过流动，极大增强了广大农民对社会转型的适应性及谋生的能力。自二十世纪70年代末起，中国社会开始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入全方位开放社会。在这一社会转型期，我们不但要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现代化，而且将市场化、现代化的实现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这种快速的社会变迁，要求所有的人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存理念、行为规范及谋生方式，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那么，对于原来对外部社会适应性就十分有限的广大农民来说，这一要求得以实现的最佳途径是流动。因为只有流动，才能使广大农民彻底消除行为的保守性和心理的封闭性。只有流动，才能增强广大农民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性和对异已事物的宽容性，尽快融入现代社会的新型社会关系中，从而在增强对社会转型的适应性的同时，增强求生存、谋发展的能力。第四，通过流动，带动农业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高。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经济的发展靠的是用现代知识和科技武装起来的人。我国农业的发展更需要有专业知识、有现代经营理念和能力的新型农民。而农村劳动力流动则可带动农业人力资源整体素质的提高。这种带动作用表现在：其一，从农业流出的劳动力并没有断绝他们与家乡各方面的联系，并且因种种原因，他们经常回家乡，把诸多生活新理念，经济发展的新信息、工作的新经验、新体会带回家乡，启迪、感染着农村中的劳动者；其二，当外出的农民积累了资金和经营管理经验，掌握了技术和准确的市场信息后，还会返回家乡去开发农业或创建新产业，带动农业中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其三，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出，人地矛盾得到缓解，从而使农业规模经营成为可能，与之相适应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带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促使农业人力资源素质的大幅度提高。

　　总之，新时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拓宽农民生活空间的同时，改变着农民的生存理念和生存方式；在改变农民社会身份或职业的同时，改变着农民的社会地位；在个体求新、求强、求发展的同时，提升着农民的整体素质。